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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. 作者:. 2008-04-18 09:51:14
早期南开中学的校舍
天津旧城西南角,有一条由北往南的街道。经过一段旧木器、木料的铺面,经过路西的电车公司,再往南有一溜围墙,墙内就是南开中学。铁栅栏门的右侧是“号房”,管号房的老人叫刘明。他以老家人管少主人的态度管我们,管得很严很认真,我们都有三分怕他。离号房西南角三四丈,有口井,井架横楣上刻着第一班毕业生的姓名:梅贻琦……等。这些“井上有名”的人,在社会上有地位,也受到后来同学的尊敬。
一进东楼,最引人注目的,是过道左侧的大穿衣镜。镜上端的横匾,刻着几句箴言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纽必结……”。这面镜子,这几句箴言,对我们这些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,确实起了教育作用。我们出校进校,确实常常在镜子面前,摩挲摩挲头发,整理整理纽扣,整饬仪容成了风气,南开学生走到街上,人们一看就看得出来。别人挖苦我们,说我们“臭”,我们确实有自豪感。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,很自然地保持到后来。南开同学,各行各业都有,政治和经济地位有高有低,但是,几十年来,我很少很少看见邋邋遢遢、不修边幅的南开老同学。
西墙上的规章,都是严格执行的。赌博和冶游(即嫖妓)是绝对禁止的,一发现就立即挂牌开除,南市三不管是我们的禁地。现在的和平路北头,路西有个中华戏院(现在是新华书店礼堂),那是个“落子馆”,即是妓女卖唱招客的地方,我们有事经过那里,总是绕开它,生怕落个嫖妓的嫌疑。说也奇怪,学校并不派人到三不管去巡逻,但是我们就是不敢到三不管去。校章还禁止早婚,不到二十一岁,不许结婚,谁要是犯了这一条,就立即勒令退学。但这条不适用于入学时业已结婚的人。还有一条严格执行的禁令,那就是考试舞弊,任何舞弊的手法,一抓住立即开除,毫不宽假。学生们宁可得低分,也不愿被开除。这条规章,一直执行于抗战前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。
学生们也不许抽烟,违者记过。我们出校了,长大了,做事了,在同学聚会的场合上,抽烟的人都互相调笑地说:“你犯校规了。”或者校长在场,抽烟的人总有点拘束。校长总是笑着说:“抽烟的人,抽吧,这回不记过了!”
关于禁止吸烟,南开同学中还传说一段故事。有一回,张校长申斥一个犯了抽烟禁令的学生,那个学生很调皮地说:“您教我不抽烟,您干嘛也抽烟?”张伯苓憋了半天,说不出话来,然后把他的烟袋一撅两段,坚定地说:“我不抽,你也别抽!”从此他真的不抽烟了。若干若干年后,有一回,我和他谈弗洛伊得的心理学说――梦是欲望的假满足,他笑着说道:“有道理,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抽烟。”
咱们接着谈校舍。进东楼,经过道,迎面是一道门,门通向一个下面有涵洞的短廊。短廊通向礼堂。礼堂门楣上的横匾,刻着“慰亭堂”三个字。慰亭是袁世凯的号,他捐了一万块钱给南开中学。南开中学用这笔钱来盖这个礼堂,横匾就是纪念捐款的。及至袁世凯称帝,慰亭堂的牌匾被撤下来了。撤下这个牌匾,动议可能来自学生,校当局也是同意了的。
礼堂的南、北、西三面,围绕着一些小房间,向北的有一间是基督教青年会,有一间是广武学会存刀枪剑戟的地方,有一间是军乐队存乐器的地方。所有向西的小房,后来都拆了,改成一个“思敏室”。“敏”是严约敏,他是严范孙的侄子,教我们代数,我们很喜欢他,他死了,同学们捐钱盖思敏室纪念他。思敏室寻常日子一部分是俱乐部,是小型的集会场所,一部分是新剧团的团部和存道具的地方,到了演戏的时候,一齐拉通,成了后台。礼堂周围向南的房子是教职员的宿舍,有的一人一间,有的两三人一间,校长张伯苓的宿舍是东南角的那一间。他的家当时在南马路,但他时常住在学校里,有几位国文老师,在天津有家,也住在学校,星期六下课后才回家;家在外埠的老师,就长川住校了。
东楼的楼上是几个教室,南北两头的较大,中间的较小。回忆起来,我在其中北头和中间的一间都上过课。也有一条走廊,走廊的南头,是个小亭,上课下课要敲的钟,就在亭内。当时学校范围不大,铜钟虽小,敲起来,也可以声闻全校。
东楼的南头,与它垂直的,有一溜平房,这溜平房的用途在我在校期间,几经变迁。最初是学生宿舍,我刚入学时就住在其中一间。师范班归并到南开来,他们的宿舍和教室都在这溜平房里,师范班毕业了,一九一六年南开办“专门班”,我是专门班第一班的学生。我的课室和化学实验室也在这里。我离校之后,这溜平房改建成为行政和教学用的“中楼”了。
东楼的北头与它垂直的是一幢楼房,叫做“北楼”。北楼楼上是几间相当大的课室,我一年级时在其中之一上课。楼下本来也是预备作课室的,因为宿舍缺乏,也暂时作了宿舍。我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。我清楚地记得,我的寝室向北的窗户外,隔一条胡同,就是电车公司。寝室的门对着礼堂。
北楼西头是一幢平房,跨度相当大,前檐比北楼稍为突出一点,这,当时叫“北斋”。北斋的内部,用木板隔成两溜寝室,中间留一个走道。到了冬天,两个大火炉,生在过道里,烟筒通到宿舍的两头。因为断间只有一人多高,所以火炉的热气,部分可以到达寝室。
在北楼与北斋交界处,有一条由北往南的长廊。长廊的东边是礼堂,是校内运动场;长廊的西边,从北斋数起,从北往南,是一溜平房(学生课外活动的会所和储藏室),是食堂(即饭厅,中间是个篮球场),是厕所(厕所除了正当的用途之外,还是学生们偷着开夜车的地方),是教职员宿舍一溜平房,是小花园,是名叫“西斋”的四排宿舍――高年级的宿舍。敬爱的周总理的寝室在第二排,我住得离他不远。西斋最南一排,与盥洗室、开水室为一边,长廊的南头为一边,形成一个天井。长廊南头正角左拐是与北斋相同的南斋。南斋是我离校之后盖的。南斋东头是当时校舍东南角。从南斋东头左拐是一溜平房,从南往北是“自治励学会”、“敬业乐群会”、《校风》的编辑部等课外活动场所,好像还有消费合作社,这溜平房与东楼平行。它的北头直抵围墙大门。
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早期南开中学的校舍,不是为了说明这些建筑物如何如何,因为除了东楼和礼堂可能有建筑设计之外,其余都是土法盖起来的。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说校舍,是为了:(1)说明学校发展之快,一九一二年初,我入学之初,全校只有二百多人,及至一九一六年我离开南开时,学生人数已达一千。张校长打比喻说:“孩子长的快,去年缝的袄,今年穿不得了,又得要添新的。”(2)说明校行政的匠心――不是建筑技术的匠心,而是教育措施的匠心,每一个建筑物都有它的教育的用意。(3)我怀念华午晴这个人。抗战前,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的校舍,都是华午晴经手盖的。这个人诚实、正直、廉洁、能干而才华不外露。他是南开起家的大功臣,是南开的建筑师、会计师又是财务管理员。南开行政廉洁的风气和行政效率之高,是和他的作风和操守分不开的,我和南开的老同学,都非常尊敬华先生,其尊敬的程度,仅仅亚于张校长。
早期的南开中学,是四年制的。国文、英文、数学的课程,四年都有。中国历史地理、世界历史地理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分年设置。到了四年级还有簿记、经济学等一些选课。体育,除军操是正式课,有教员之外,其余如篮球、足球、网球和田径项目,都是课外活动,没有正式教员。
习字――毛笔字,一年级上过几堂之后,全凭课外自习。字体颜、柳、欧、赵都可以。我记得我还在“白摺”上练过小楷。
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: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。我记得Hersy夫人教我们简单英语会话的情形,入了中国籍的崔伯先生用英语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,嗓门那么大,以至于华午晴先生以为他和我吵起来了跑上楼来“劝解”。总的说来,南开中学毕业,一般地能够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,不仅是简单的句子,成段的讲话也能听个七八成。
早期南开中学的英语教学成绩之所以较好,除了英语课本身之外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许多功课的课本都是英文的。数学课本;代数、几何、三角全是英文原版书,世界通史课本,对于我们的英语成绩影响更大。那是一本美国人为中国学生写的,著者叫任纳夫,当时是北洋大学堂的教师,文字也相当讲究,我们一般都熟读这本书,比我低一班的段茂澜,几乎全本都背得过来。
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,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,像西洋通史这样的书,每小时能读七八面(Pages),一九一六年我到清华学校插班,我发现清华同班,每小时能读十至十一面。
数学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四年教完,有时候有交叉重叠。我那一班入学时,程度不齐,所以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复习小学算术。我的算术是马千里教的,代数先生是严约敏,几何先生是时子周,后来由一位上海圣约翰毕业的朱曾贯老师教。数学老师的教学技巧高低不同,但要求都很严格,老师留的作业相当多,到时一定要交,老师也如期评阅发还。在此我还要补充一点,张校长很关心数学教学,他自己爱好数学,也是一个好数学教员,他代课教过我班的几何,他不但讲解清楚,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逻辑思维。在他的班上,你脑子一分钟也闲不下来。
理化南开是一向注重理科教学的,它的仪器设备,在中等学校中是较早、较好的。理化教学,不但教师作演示,而且学生们也要亲手作试验。我的那一班不凑巧,直到末一年才摸着两人一组作实验,下一班的机会就好些了,师资也好些,仪器药物也完备些。张校长关心理科要比关心文科多一些,南开中学,乃至南开大学,都是这样。
早期南开中学的课程,并不是门门都成功,譬如,中国历史就很糟,但总起来说,南开中学的课程是认真的,教学成绩是扎实的。就以我来说,我的基础知识,都是在南开中学学到的,或者说,知识的基础,都是在南开中学打下的。
学校提倡种种课外活动,学生参加种种课外活动,这是南开学校的传统。通过课外活动,学校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的教育,而且收效显著,这是今天我们从教育史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事实。但是对我们早期南开中学的学生来说:“课外活动”这个名词,这个概念,并不清楚,甚至分不清,哪是课内,哪是课外。
就拿体育活动来说吧,早期的南开中学,没有体育课,也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员,只有一个孟琴襄兼管体育方面的事务。连辅导员,都是校外或校内邀请来的。辅导篮球,有个叫赛勒的美国人;练短跑,有一个叫朱神勉的华侨;练跳高,有个叫万克教英语的美国教员……诸如此类。学校行政上有体育课,章辑五由物理教员改任体育课主任,聘董守义当篮球队“五虎将”的教练员,那是一大后的事了。我在校的时候,凡是学生的社团,都有它的“体育部”,各班各级都有它的这样那样的体育队。社团与社团之间,各级各班之间,有各种各样的竞赛。我就是丁班的篮球队的后卫。我们这个队,连续两年得到班际篮球比赛的第一名。至于校际比赛,球类赛也罢,田径赛也罢,南开参加的人最多,得的奖牌也最多。在足球球场上,只有天津的新学书院和北京的清华能与南开抗衡。国际比赛,南开的郭毓彬,在远东运动会上得四百码第一名。提拔和培养选手,并不是南开提倡体育的主要目的,主要目的在于普及。当时(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)南开和清华的体育都普及,每天下午四点以后,运动场上都满了学生,作各种各样的练习和比赛,稍有不同者,清华多少带有强迫性,而在南开基本上是自由参加。锻炼身体成了风气,比如说,冬天早起,在学校附近的大开洼里跑一英里,住校的人,几乎人人参加。想睡点懒觉的人,架不住同屋把你的被窝一掀,你也只好起来跟着跑它一英里了。
“修身班”,你叫它一门课程也好,叫它一种课外活动也好,反正它是南开教育很重要的部分。“修身”一词出自《大学》,即所谓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修身作为学校的一门功课,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。修身班的课堂是礼堂,时间是每星期三下午,听讲者是全校学生,有时候是全校师生,主讲人是张校长,也间或请些知名人士给我们讲话。记得有一位全希伯大夫,给我们讲生理卫生。校长讲话的主要内容,是处世立身的道理,再就是给我们讲时事,灌输爱国思想,用现代的话来说,就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。张校长有口才,很能讲话。他的讲话,给我们的印象很深,有的终生不忘。一个星期一次修身班,不是礼堂唯一的用途。我的印象是礼堂几乎每天都有活动,其中之一是演说活动。
今天的青年,很可能提出疑问,演说不就是当众把自己的观点、主张说出,来让听者也同意吗?这有什么困难,还非得巴巴地特意提倡不可呢?对于这个疑问,我们这些七八十的人只好说:“同志们,你们比我们幸福,我们十几岁的时候,一上台去,但见眼前黑压压一片,这心早就跳到嗓子眼里去了,还演说呢!”张校长好像是从我那一班开始作工作,先从谈话入手的。有一个同学说:“我一上台,我就像一根毛儿似的。”张校长说:“你把那根毛抓在手里,不就行了嘛。”这一对话,好久好久传为美谈。就这样,在张校长的积极鼓励之下,演说活动开展起来了。各班在自己课堂里练习演说,学生社团组织,也把演说当作一种重要活动,有全校性的演说比赛,优胜者得奖。全校性的演说会,也组织起来了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就是演说会的会长,我是会员。
其他活动,凡是可以在礼堂举行的,都在礼堂举行。
比赛是课外活动中,最活跃最灵活的一种组织形式。有的学校主持,学生自愿参加;有的学生发起而学校批准;有的则是学生临时组织,比完即散。班与班之间,级与级之间的体育比赛,演说比赛前已说过,而重要的对课业起促进作用的,则是学科比赛。几乎所有课堂所授学科,都有考试以外的比赛,班内比赛、级内比赛、班级之间的比赛,各式各样,随时
举行。最为全校师生所重视的,莫过于全校性的、每年一度的国文比赛。国文比赛名列前茅者,全校健羡,“金榜题名”,第一名更是“状元及第”了。我在校的时期,一共有三个人得国文比赛第一名。一个是我上一年级的陈刚,一个是我的同班孔繁焱,一个是我下一年级的周恩来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,在他学生时期,多才多艺,不但国文好,别的学科也优秀,而且敬业乐群,干才出众,因此老师器重,同学爱戴。
《校风》报的刊行,是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。学校积极提倡,学生积极参加,经费出自学校,办理全由学生。《校风》的负责人(当时是叫“主笔”还是“编辑”,还是“经理”,我记不清了),很自然地就是国文比赛第一名。陈刚是第一任负责人,接任是周恩来,孔繁焱没有当过总编辑,但是他投稿很多,几乎期期都有。我也投过稿,但不多。除这些投稿之外,《校风》发表较好的国文习作和课外文艺作品。鼓励写作,这本是学校支持《校风》的原来用意。记录校长或知名人士在修身班的讲话,报导校内新闻,这也是练习写作一种形式。每期的《校闻》若干则,最受在校和出校学生的欢迎,出校学生的通讯为全校师生所关切。于是《校风》成了所有“南开人”互相联系的纽带。它对各处南开校友会的组织,起了促进的作用(校友会先是在各高等学校成立的――例如,我在清华〈一九一六― 一九一九〉时,梅贻琦、吴国桢就是在清华学校的南开校友会的会员――后来逐渐在大城市,乃至国外都有了)。到了五四期间,《校风》由发表学生习作的园地,逐渐成了学生发表意见的园地了。
另有一个学生社团组织,与上述三个会类似而略有不同,那就是青年会――基督教青年会。它跨班级、跨学科而不跨兴趣,它是专门宣传基督教的。在这里还要指出:张校长是个基督教徒,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宣传基督教。
唱歌南开中学没有音乐课,但是课外活动中有军乐队和唱歌团。军乐队成立得很早,唱歌团和新剧团是同时诞生的。校庆日新剧团在台上演戏,唱歌团在台前唱歌。为了校庆的演出,这两个团都要作全年的准备。新剧团要编剧、排练、制道具。唱歌团则编译歌词(我们没有自己制过曲),我们唱的歌曲,都来自西洋,多数是进行曲,如“哈力克人”,“守卫莱茵河”等,也有一些抒情曲,如“老莱赛茵”,也有一些滑稽的曲和词,偶尔有一两首带基督教色彩的歌曲。歌词有的用英文唱,有的用中译文唱。中译文都是孔繁焱的作品,他对旧诗很有修养,所以他的译词,既合辙,唱起来也声音谐调。我们有时齐唱,有时四部合唱。合唱的时候,张克忠用童声唱第一高声。孔繁焱唱第二高音,冯文潜唱第一低音,我唱第二低音。我们的乐谱,既不是五线谱,也不是今天常见的用阿拉伯号码的简谱,而是用d、r、m、f、s标音的简谱。我们一共有二十多人。指挥兼教员是孙润生,他是周总理那一班英语教员,是个多面手,他离开南开之后,搞了一个网球拍子和足球的制造厂,这就是今天利生体育用品厂的前身。
以上是我记忆到或者参加过的课外活动。现在看来,我从课外活动中受到的教育,不亚于我从功课中所受到的教育。也可以说,功课是智育,而体育、德育则是通过课外活动来进行的。
学生生活
这里回忆的,主要是住校生的生活。一九一五年我那一班毕业时,二十九人之中,二十人住校,九人走读。虽是走读,每天至少也有八九小时和我们住校生在一起,所以谈生活,也包括他们在内。
伙食住校生都包全伙,就是说一日三餐,一月三十天,都在校吃饭。走读生多数包半伙,每天吃一顿中饭。星期天除外。全伙、半伙都分两级:甲级全伙每月三元多四元光景,乙级二元多不到三元。半伙按比例计算。八人一桌,四个八寸盘,甲级有两个荤菜,乙级一个,馒头、米饭管够。中饭每桌有一位老师。哪位老师在哪一桌吃,不固定。这样做一则是为了便于师生互相认识;二则为了维持礼貌;三则是跟学生吃中饭的老师不用化钱,是一种“福利”。礼貌云云,主要就是不要抢菜,张校长有时也和学生吃中饭。他很策略,提议把四盘菜顺时针方向挪动,为的是不让好菜总在一个人的面前。可是每逢一盘鱼挪动到他的面前时,就不再挪动了。这是同学间相传的笑谈。
我们的伙食是由一家厨师
管理安排管理好学生的生活,是早期南开中学的一个特点。先说宿舍,以四斋为例,每间寝室四个床位,中间一张带四个抽屉的书桌,桌上悬着一盏有白瓷罩可上可下的电灯(25烛光?),这就是我们起居生活温课的地方。门外墙上挂着四个竹牌,上写学生的姓名,以便“查斋”点名。哪四个人住哪一间,由学校指定,有时也听学生自由结合的意见。原则是:同班同屋;年级相近,寝室相近。
这就是住宿生的一天――满满的一天。如果你把上课当作生活的话,寓教育于生活之中,这是早期南开中学的教育方法。安排管理学生共性的生活,也安排学生个性的生活,有时分别进行,有时同时进行。久不久,学生们都要晒被褥,消灭细菌,籍此也可以检查学生个人生理卫生的情况。又例如,我嘴馋,在校门口的零食摊赊帐买东西吃,孟琴襄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去,细声说:“帐要还,别再赊了。”我涨红了脸,照着老师的教导做。孟琴襄和华午晴一样,是南开建校的功臣。他为人憨厚,我们叫他“傻孟”,其实他精明能干。南开中
学的体育,后来,全校――中学、大学、女中、小学校舍,室内室外的整齐清洁――包括食堂无苍蝇等事实,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和责任心。
早期南开中学,寓教育于管理生活之中,其所以得法,主要是由于学校负责人――张伯苓、时子周、华午晴、孟琴襄、尹绍荀等人,认得全校的学生,每一个学生,叫得上名字,知道他的功课品行如何。我到南大任职之后,张校长回忆早年的情形,对我说:“我和华先生他们比赛认识学生,后来学生多了,我认不过来了,但是管宿舍的人必须认识他所管宿舍所有的学生。”因为管理学生生活管理得周到,当时社会上,特别是学生家长,称赞南开是个家庭学校,张校长以为这是对南开最恰当、最光荣的称赞,他在修身班多次提起这件事,引为欣慰。
集体培养集体意识,是早期南开教育的又一个特点。从校舍的建筑和使用,到课程的设施,到课外活动的提倡,到安排管理生活,时时处处都着眼于大小集体意识的培养。大之如国家,小之如一个寝室,都是集体。张伯苓校长到了中年,把他办学的宗旨,概括为“公能”二字,“公”就是为公不为私,“能”就是知识、技能、本领,其中包括为公家办事的能力,组织集体的能力,为集体争荣誉,不为集体贻羞辱的意愿。我们姑且把这叫做集体意识。首先,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。早期的南开中学,对于班集体意识是加意培养的。一班的课室,相当稳定。这是全班――包括住校与走读――共同作息的场所。功课在这里上,有些课外活动,在这里作准备,更重要的是:集体生活在这里过,用旧名词说,同学之间的劝善规过,砥砺学行,用新名词说,批评与自我批评,在这里进行。班舆论的威力很大,谁都不敢冒全班之大不韪,做与班誉有损的事。一个人参加全校性的比赛,只是代表他的班去的,胜利了,个人光荣,更重要的是,全班光荣。学校的比赛,许多是班际比赛,不是个人的比赛,奖状、锦旗发给班,不发给个人,个人受到表扬时,总是提某某班某某人。通过这些措施,本来互不相识的四五十个青年,很快就形成一个愈来愈坚强的班集体。
除了班集体之外,还有许多跨班的团体――自治励学会、敬业乐群会、三育竞进会、新剧团、唱歌团、广武学会、军乐队、演说会、国文学会、英文学会,等等,都是这样的团体。一个学生,除了参加他的班集体之外,总会参加一个乃至几个跨班级的团体。任何课外活动团体都不参加的游离分子,在早期的南开中学,是很少很少的。学校正是要通过这些团体,培养集体意识,锻炼其成员的组织能力,促进其学业、技艺的成长,这就是张校长提倡课外活动、团体组织的用意。
通过校舍范围内的共同生活和学习,在班集体与团体组织的基础之上,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的校集体,很自然地形成。通过和校外人士的接触,通过校际的比赛,通过种种比较(升学就业,都可以比较),南开的集体意识,很自然地形成。觉得自己是南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,要求自己为南开争光,不为南开丢脸,这就是校集体意识。这个校集体意识,进校不久就开始形成,随着在校时间而与时俱增。离校之后,仍然不减,南开毕业生(很多时候并非毕业生,在南开上过学做过事的就算)到哪里,哪里就有“南开校友会”的组织,这说明校集体意识之旺盛。到了张校长的晚年,“南开校友会”国内大城市都有,甚至于外国也有。
我的这些话,已经轶出了我回忆的范围,我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回忆,可能有溢美之处,趁此,我愿用敬爱的周总理对早期南开中学的评价,作我的结束语。周总理一九五○年视察南开中学时,对学生们说(大意):“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。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。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。通过课外活动,锻炼了些组织能力。但,终究是资产阶级教育。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,你们所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,你们要好好学习呀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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